【前言】
本書深入西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，探尋國家與資本、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，察覺歷代政治與商業不僅始終遵循著「開放—緊縮」的循環，而且彼此糾葛，商人只能在這樣的輪迴中為人作嫁。
中國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，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、干擾及剝削，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。兩千多年的中國商業史，實為一部政商兩階級之間的博奕史。
唐詩話商人西元八一五年（唐憲宗元和十年），時年四十四歲的大詩人白居易被貶到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出任司馬一職。第二年的深秋月夜，他到城郊的湓浦口送別友人，突然聽到一艘舟船上有人彈奏琵琶，美妙若天籟之音。他陡發感懷之情，因作一首長詩相贈，這就是流傳千古的《琵琶行》。
彈奏之女原本是長安城裡的歌妓，此時則是一位茶商的妻妾。其中關於那位茶商的詩句有四節，曰：「門前冷落車馬稀，老大嫁作商人婦。商人重利輕別離，前月浮梁買茶去。」
商人入唐詩，這不是第一首，卻是最出名的，當然其形象也是最經典的—「商人重利輕別離」。從先秦到南北朝，以商人之「賤」，其形象很少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，即便有罕見的若干首，如《三洲歌》、《襄陽歌》 等，也是描寫巨富大賈的尋歡作樂。而入唐之後，大有改觀，經商活動及商人生活、心態成為描寫的主體，有人做過一個粗略的統計，唐代的商賈詩約二百零三首，大約是唐以前商賈詩總量的一百倍，涉及的詩人共九十人。（註）
在這些唐詩中，商人形象大抵有四。
辛苦勞頓—把商人視為一個正當職業，同情他們的謀生艱辛，這是唐人與前代最為不同的地方。
白居易有詩曰：「莫作商人去，惶君未諳。雪霜行塞北，風水宿江南。藏鏹百千萬，沉舟十二三。」與他齊名的元稹行舟洞庭湖上，遭遇狂風，感慨身世而傷及商人，「自歎生涯看轉燭，更悲商旅哭沉財」。黃滔作詩《賈客》，把經商比做如在鯨鯢牙齒上行走，艱險非同尋常：「大舟有深利，滄海無淺波。利深波也深，君意竟如何。鯨鯢齒上路，何如少經過。」劉駕作《賈客詞》，生動地描寫了經商過程中的種種艱辛：「賈客燈下起，猶言發已遲。高山有疾路，暗行終不疑。寇盜伏其路，猛獸來相追。金玉四散去，囊空委路歧。揚州有大宅，白骨無地歸。少婦當此日，對鏡弄花枝。」
忙於逐利—追逐利益是商人的職業本性，唐詩對經商活動中的細節多有描述。
元稹寫長詩《估客樂》，對商人的為利而行、以次充好、六親不認等等行跡進行了細緻描寫，詩中寫到，「估客無住著，有利身則行」，「父兄相教示，求利莫求名。求名有所避，求利無不營。火伴相勒縛，賣假莫賣誠。交關但交假，本生得失輕。自茲相將去，誓死意不更。亦解市頭語，便無鄰里情」。另外一個大詩人劉禹錫
也曾寫過一首《賈客詞》，在引言中，他就明確說，這首詩寫的是那些「以財相雄」的大賈：「賈客無定游，所遊惟利並。眩俗雜良苦，乘時取重輕。心計析秋毫，搖鉤侔懸衡。錐刀既無棄，轉化日已盈。」
勾結權貴—詩人對官商勾結進行了揭露和表達了極大的憤怒。
元稹在《估客樂》中描寫商人以「奇貨通幸卿」，「先問十常侍，次求百公卿。侯家與主第，點綴無不精」，此外還行賄市卒、縣胥，使他們對商人「豈唯絕言語，奔走極使令」。從這些詩句中可見，大商賄賂大官，小賈賄交小官，從兩京到地方均極盛行，以致州縣差科盡歸貧下，為弊之深，由此可見。高適的一首《行路難》，寫官商勾結尤為著名：「君不見富家翁，舊時貧賤誰比數。一朝金多結豪貴，萬事勝人健如虎。」奢侈消費—詩人們描寫了商人的奢靡生活和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。劉禹錫在《賈客詞》一詩中寫了商人的豪取巧奪之後，繼而描寫其生活的奢華：「妻約雕金釧，女垂貫珠纓。高貲比封君，奇貨通幸卿。趨時鷙鳥思，藏鏹盤龍形。大艑浮通川，高樓次旗亭。行止皆有樂，關梁似無徵。」施肩吾的《大堤新詠》則描寫了商人在長江大堤沿岸城市尋花問柳的景象：「行路少年知不知，襄陽全欠舊來時。宜城賈客載錢出，始覺大堤無女兒。」張籍在廣西遊歷時目睹當地民眾終年勞苦，歲暮無食，「呼兒登山收橡實」，而與此同時，「西江賈客珠百斛，船中養犬長食肉」。
唐代詩人豁達天真，觸景皆可入詩，生情俱能成句，從他們的詩句中重現出大量的社會實景。
開元年間，國力昌盛，工商繁茂，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詩人對當時的經商風尚多有詠誦，李白詩云：「雲陽上徵去，兩岸饒商賈。」雲陽就是現今江蘇的丹陽市，瀕臨大運河，李白親見運河兩岸廣大農村許多人從事商旅。 他又有詩云：「瞿塘饒賈客，音信莫令稀。」這是他在漢江遊歷，想要通過商人給他遠在巴東的友人傳遞書信。
張九齡在南昌為官，登滕王閣，看到城內居民有很多人住在樓船裡從事水上運輸：「邑人半艫艦，津樹多楓橘。感別時已屢，憑眺情非一。」儲光羲泊舟長江，「所遇盡漁商，與言多楚越」，這表明楚越之人控制了當時長江中下游的捕魚業。
進入中唐之後，民間經商之風更為盛行，元和詩人姚合有詩記錄他在長安城郊所見的景象：「客行野田間，比屋皆閉戶。借問屋中人，盡去作商賈。」貞元詩人盧綸有詩記他的友人從軍隊退役後的生活：「全身出部伍，盡室逐漁商。」也就是說，舉家從賈、全村經商的情況在唐代已經不再罕見。
唐代商業與前代相比，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是，長途販運業更加發達，歷史學家傅築夫將之視為「近代型商業的端倪」，這一特徵從唐詩中也得到了佐證。杜甫有詩云：「蜀麻吳鹽自古通，萬斛之舟行若風。」麻是手工業原料，鹽是生活必需品，通過長江航道，四川的麻南運、江蘇的鹽北輸，均由「萬斛之舟」承載，其數量之大可想而知，而每當四川盆地因戰亂致使川江航道受阻時，就會「蜀麻久不來，吳鹽擁荊門」。
《全唐詩》凡九百卷，收詩四萬八千九百首，共二千二百餘詩人，其中不乏詩人與商人鬥氣的典故。其中一則如下：
福建莆田縣有一個富裕的染布商，為人很不地道，常常喝醉了酒毆打自己的親哥哥，還把染布的價格抬得很高。有一次，鄉里會餐，一個遊歷經過的書生擠在酒席裡想吃「白食」，染布商把他趕了出去，書生大怒，就在白牆上題了一首詩，嘲諷染布商的商品質差價格高，商人沒有辦法，只好抱了一大匹布去懇請書生把詩「贖」回去。這個書生名叫柳逢，詩名《嘲染家》：「紫綠終朝染，因何不識非。莆田竹木貴，背負十柴歸。」
註：參看劉小奇的論文《唐代商賈詩的多維研究》，姜革文的專著《商人．商業．唐詩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二○○七年版。
（本文轉載自吳曉波新書《浩蕩兩千年》，由
商周出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