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兩天，一位桃園啟智學校的特教老師帶著學生去就醫，學生突然情緒失控重毆老師，老師右眼球破裂受傷嚴重，但這位女老師為孩子辯護，說孩子失控時就像「受傷的野獸」，怎忍心責怪。特教難為的新聞無獨有偶，最近媒體還報導了南投竹山的一位「修女奶奶」，40年前就創立了啟能中心，教過上千位特教生，愛心讓人動容。
這兩條新聞並不是只關於兩位教育家偉大的愛而已，而是暴露了台灣特殊教育的沈痾。細思一下，何以女老師會被毆？又何以修女奶奶已78歲了，還得繼續教這些特教生？答案很簡單，台灣特教學校很少，而學校裡頭的師資人力又嚴重不足。
以首善的台北市為例，特教學校收受的都是重度、極重度障礙的學生，其編制大約是一班十位學生，卻只有一名導師，再搭配一名助理教師，雖另有科任老師，卻不負責照顧孩子。這樣一個班裡，可能有數位重度的自閉症、腦性麻痺患者，還可能有身體非常虛弱的罕見疾病孩子，這麼危殆的局面，只編派了兩名老師負責應付可能包括排泄、餵食、情緒失控等例行任務或突發事件。而這種分班，正是典型的牛驥同皁，一個隨時會情緒失控的學生，不無可能重創另個猶如殘燭的罕病兒。
這就是如今台灣仍極其落後的特殊教育的現況，凸顯其邊陲的地位。兩個禮拜前，各種障礙的孩子走上街頭，要求平等的教育權，其中的重大訴求，正是聘雇充足的助理員，協助他們受教，處理例如聽障生能否有人替他們抄筆記這類需求。特教生人數並不太多，這個訴求只要多編些預算就能辦到，但這個微弱的呼聲卻傳送不到決策者的耳裡，也使得這些孩子被很不友善的制度所歧視和限制了發展機會。
先進國家投入大量資源於特殊教育，視為保障孩子的受教權，美國甚至有一所專為聽障者設立的大學，全部課程和校園服務都是為聾人或弱聽學生所設。台灣的特教卻還要靠少數人的「愛心」支撐，社會尚未能認知這是一個制度性問題，我們要自誇人權國家，還欠缺一大步才能趕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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