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知道，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對權力進行制約，法律體系的成功運作也在於防範權力的濫用。然近代以來，人們總希望透過國際法機制來建構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願望，不僅沒有成功，且挫折不斷，讓人充滿失望。
冷戰結束，或許讓部分國際法學者再度看見了重新構建國際秩序的曙光，但美國在科索夫(1999)、伊拉克(2003)、與利比亞(2011) 等地區的單邊武力行動，再次讓人感到挫折與失望。
現實再次證明，國際法其實只是國家權力間互動與權力衡量分配的結果。衡量國際法，離不開國家權力與利益的算計，必須把它放在國際政治裡面做爬梳才行。
清末著名文學家、思想家兼實業家鄭觀應，對國際法曾有這樣的描述。他說：「蓋國之強弱相等，則藉公法相維持，若太強太弱，公法未必能行也。…公法仍憑虛理。強者可執其法以繩人，弱者必不免隱忍受屈也。是故有國者，唯有發憤自強，方可得公法之益，倘積弱不振，雖有公法何補哉？」鄭觀應之言，至今讀來，仍句句震耳發饋。
當然，也有部分國際法學者認為，我們不應該對國際法有太過悲觀與現實的觀點。隨著民主政治的深化與推廣，以及國際人權的推展與落實，國際法的功能只會在未來越來越強化。再者，隨著國際經貿的快速發展，國際法的地位只會上昇，不會下降；就像國內法一樣，國際法也將會是道德與經濟下的產物。
但，若我們認為人權因素有益國際法的強化與發展，則我們勢必要思考一個問題：人道是否可以成為逕行使用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？另外，即便行為非法(illegal)，基於人道的武力干涉，它仍擁有正當性(legitimate)嗎？
事實證明，冷戰後，在避免更大人道災難、承諾有限度使用武力、或避免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擴散、或反恐等的說詞下，人道因素成了單邊逕行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濫觴。2003年美英藉口避免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擴散主導伊拉克戰爭，在國際法學者眼中，是清楚明白違反《聯合國憲章》，且不具正當性的侵略行為。
911事件後，美國更是自創「預防性自衛權」(Preemptive Strike) 的字眼來為自己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抹上胭脂，試圖自私地擴大解釋自衛權。這就好比一個人發現一個過去有他有過節的人有買槍的意圖，後來這人越想越不對，害怕他會先對自己不利，於是他採取「預防性自衛」先把那個人幹掉。但最後他發現，那個人根本沒有買槍，家裡甚至連支刀都沒有。美國的「預防性自衛權」，就是這種荒謬的強權邏輯。
《聯合國憲章》第二條明確規定，「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武力或威嚇，或已與聯合國宗旨不服之任何其他方法，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」。另外，憲章第51條也說明了，自衛權的前提是在受害國受到武力攻擊時。可以說，人權法的發展，雖然帶動各國內部人權的深化推展，但也已成了強權在爭奪國際權力與利益分配的有力工具。
換言之，國際法是各國權力競爭下的產物，只有符合國際力量對比的國際法才得已被有效的遵守。若非如此，巴勒斯坦與中華民國也不會在多數國際學者的眼中，成為國際社會裡擁有「正當性傷悲」(legitimate grievance) 的「國家」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