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知道，法律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對權力進行制約，法律體系的成功運作也在於防範權力的濫用。然近代以來，人們總希望透過國際法機制來建構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願望，不僅沒有成功，且挫折不斷，讓人充滿失望。
冷戰結束，或許讓部分國際法學者再度看見了重新構建國際秩序的曙光，但美國在科索夫(1999)、伊拉克(2003)、與利比亞(2011) 等地區的單邊武力行動，再次讓人感到挫折與失望。
現實再次證明，國際法其實只是國家權力間互動與權力衡量分配的結果。衡量國際法，離不開國家權力與利益的算計，必須把它放在國際政治裡面做爬梳才行。
清末著名文學家、思想家兼實業家鄭觀應，對國際法曾有這樣的描述。他說：「蓋國之強弱相等，則藉公法相維持，若太強太弱，公法未必能行也。…公法仍憑虛理。強者可執其法以繩人，弱者必不免隱忍受屈也。是故有國者，唯有發憤自強，方可得公法之益，倘積弱不振，雖有公法何補哉？」鄭觀應之言，至今讀來，仍句句震耳發饋。
當然，也有部分國際法學者認為，我們不應該對國際法有太過悲觀與現實的觀點。隨著民主政治的深化與推廣，以及國際人權的推展與落實，國際法的功能只會在未來越來越強化。再者，隨著國際經貿的快速發展，國際法的地位只會上昇，不會下降；就像國內法一樣，國際法也將會是道德與經濟下的產物。
但，若我們認為人權因素有益國際法的強化與發展，則我們勢必要思考一個問題：人道是否可以成為逕行使用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理由？另外，即便行為非法(illegal)，基於人道的武力干涉，它仍擁有正當性(legitimate)嗎？
事實證明，冷戰後，在避免更大人道災難、承諾有限度使用武力、或避免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擴散、或反恐等的說詞下，人道因素成了單邊逕行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濫觴。2003年美英藉口避免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擴散主導伊拉克戰爭，在國際法學者眼中，是清楚明白違反《聯合國憲章》，且不具正當性的侵略行為。
911事件後，美國更是自創「預防性自衛權」(Preemptive Strike) 的字眼來為自己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抹上胭脂，試圖自私地擴大解釋自衛權。這就好比一個人發現一個過去有他有過節的人有買槍的意圖，後來這人越想越不對，害怕他會先對自己不利，於是他採取「預防性自衛」先把那個人幹掉。但最後他發現，那個人根本沒有買槍，家裡甚至連支刀都沒有。美國的「預防性自衛權」，就是這種荒謬的強權邏輯。
《聯合國憲章》第二條明確規定，「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武力或威嚇，或已與聯合國宗旨不服之任何其他方法，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」。另外，憲章第51條也說明了，自衛權的前提是在受害國受到武力攻擊時。可以說，人權法的發展，雖然帶動各國內部人權的深化推展，但也已成了強權在爭奪國際權力與利益分配的有力工具。
換言之，國際法是各國權力競爭下的產物，只有符合國際力量對比的國際法才得已被有效的遵守。若非如此，巴勒斯坦與中華民國也不會在多數國際學者的眼中，成為國際社會裡擁有「正當性傷悲」(legitimate grievance) 的「國家」了。
故看待國際法，我們須從國際政治中去爬梳，在權力競逐的本質下，國際法呈現的就是一個依附於權力運行的弱法。一如曾享譽國際法學界，已故猶太裔美國法學教授漢斯‧摩根索 (Hans J. Morgenthau)， 在其著名傳世之作《國家間的政治》(Politics Among Nation –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) 裡所說：「在國際關係裡面，所有的政治問題都可歸結為權力問題。國際政治學的本質，就是研究爭奪權力和財富的鬥爭學問。」
漢斯‧摩根索認為，國際法是弱法，既不是虛無，也非萬能，其效力的根據來自於國際權力的均勢與共同利益，若沒有均勢與強權之間的共同利益，就根本沒有國際法存在的空間。他也認為，國際法會如此的弱勢與分散，最終的原因來自於國家的主權觀。由於主權的觀念，現實的國際社會實際上是處於分權的無政府狀態，沒有統一的立法機關，也沒有任何具有強制力的司法和執行機關，國際法的執行完全是依賴國際權力分配的變化而來。
最近前美國務卿歐布萊特女士(Madeleine K. Albright) 在《外交政策》雜誌上撰文坦言，雖然四分之三的會員國同意增加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，但改革所面臨的現實，就如同想要破解魔術方塊一樣的複雜與困難。她說，由於會員國各自的利益較勁與彼此間的權力競逐，改革理念雖獲認同，但改革的成效仍是遙遙無期。
或許有學者認為，自1914年以來，隨著《國際聯盟條約》(1918) 和《非戰公約》(1928)，以及二戰後《聯合國憲章》的簽訂，國家為維護均勢進而發動戰爭已是過時的觀念，但筆者以為，均勢在現實國際政治運作中仍有一定的活力。冷戰時期，美蘇兩強靠著軍事力量維持彼此的平衡與和諧。冷戰雖已結束，美國為了維護自己全球多面向的國家利益與優勢，在新興強權間進行合縱連橫意圖制約 (特別是中國)，甚至不惜以武力或經濟制裁威嚇，越來越明顯。最近美國務卿希拉蕊頻繁地在亞洲與中亞各國家間穿梭訪問，發表意見，相當凸顯了美國對中企圖制約的意圖。
而北京近幾年對歐盟諸國家、非洲地區與中東國家的大力投資與合作(諸如與伊朗的能源合作、與以色列的軍事合作、與巴基斯坦的經濟開發合作、以及對巴勒斯坦議題的支持)，就戰略的意義來說，這不正是代表著北京對華盛頓當局的反制約。這後冷戰時代的國際發展，說明了均勢的概念仍舊在國際政治中扮演著重要的地位。
據此而觀，想要在國際法中謀求竹島(韓稱獨島)、釣魚台與南海爭端的解決，根本是緣木求魚。除非一戰，不惜打破二戰後建立在亞太區塊的權力均勢架構，否則伴隨國家主權權力競逐而生的國際法，豈有能力反噬自己一口。身為小國的中華民國台灣，註定只能在這場強權專屬的場子中，奮力謀求共同利益，創造自己的利益空間。
【2012-09-03 聯合新聞網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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