導演李安的新片「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」在紐約首映，廣受好評。他在記者會上談到電影後半部在台灣拍攝，受到各種幫助，讓他感動又驕傲，還歸功「不是在台灣，就做不出來」。以李安今天的地位，拍片何愁得不到資源？他借力使力，適時在國際場合宣揚台灣，讓人感受到他回饋家鄉的心意。
電影人，站在藝術創作的主軸上，不必勉強揹負愛國或其他的道德使命。但藝術工作者除了致力於藝術的形式表現，往往也帶著「我有話要說」的訊息傳達的意念，不管是表達抗議、反叛權威、嘲弄現實、質疑不公，多少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。不屈不撓者如本地導演魏德聖、戴立忍等，愛護鄉土憐恤小民，從拍電影到身體力行皆一本初衷。又例如本報昨天報導引發注目的新片「逆光飛翔」、「候鳥來的季節」，新銳導演初試身手，亦不忘傳達社會關懷。
電影不必（也最好不要）成為說教工具，但藝術家具有人文素養的底蘊，若意識到自己的影響力，萌生「如果我能做點什麼」的念頭，未嘗不能做出一番成績。上個月「時代雜誌」亞洲版有一期的封面故事，即為創造印度影史票房紀錄的「三個傻瓜」的男主角阿默爾罕(Aamir Khan)。他走紅印度影壇已久，藉著自己的知名度，今年推出一季13集的電視節目，碰觸印度社會最醜陋、最疼痛的話題，從殺女嬰到種姓制度，無所禁忌。
Khan個人作為寶萊塢歌舞片大明星的形象，因此舉而毀譽參半。但這套節目累積超過五億印度民眾觀賞，影響所及，國會下議院在一集探討兒童性虐待的節目播出後，數日內即迅速通過一項延宕已久的保護法案；Khan本人還受邀前往國會作證，開印度明星之首例。時代雜誌以「明星的力量」為故事標題，用來形容Khan的成就洵非溢美。
所以，電影人能為社會做什麼？輕鬆些如伍迪艾倫藉「午夜巴黎」、「愛上羅馬」行銷歐洲城市，此間也有「一頁台北」、「艋舺」之行銷台北；沈重些像阿默爾罕矢言讓印度變得更好。其實人人都有「我的貢獻能造成改變」的力量，但願人人不忘記這樣的夢想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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