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月11日在中國已成為年輕人「約定俗成」的「單身節」，這個略顯尷尬的節日還逐漸擴大著適用人群的範圍——他們結了婚卻過著單身生活，原因不是感情出了問題，而是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在一起生活。
今年27歲的湖南籍小夥陳正明（化名）大學畢業後留在北京謀生，家鄉人眼中的陳正明，是在中國首都從事互聯網工作的高材生，但他自己卻並沒有這種成就感。
因為月薪不到6000元的他既買不起房，也沒能為自己和妻子租上一間合適的房子。
陳正明與大學同學也是老鄉的妻子劉慧（化名）結婚已經一年多，不過這對小夫妻還處於分居狀態，陳正明與3個同事在公司附近合租，而妻子劉慧則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裏。
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顯而易見，北京的高房價以及年年飆長的房租讓他們難以承受。
「我們兩人加起來月工資8000多元，平時吃飯和零花需要3000元左右，還要給家裏寄錢，如果再花上兩三千元租房，那就是月光族，永遠不可能買房。」劉慧說，雖然有時覺得委屈，但為了終極的買房夢，還是願意忍受現在的分居。
「我們平時只在週末見面，有時遇到兩人都加班的話，可能半個月都見不上一面。」陳正明說。
更尷尬的是，由於沒有自己單獨的住處，週末相聚時，他們常為過夜發愁。「畢竟有室友不方便，多數時候是在旅館湊合的，而且也只選擇200元左右的低檔旅館。」陳正明常覺得愧對妻子。
在北京、上海和廣州等中國一線大城市，這一現象並不鮮見。高房價和高房租已成為年輕人生活的枷鎖，為了盡可能省錢，他們通常選擇群租，而且房子一般離上班地點有一兩個小時的車程。在各自生活的夫妻看來，他們找到了最划算的生存方式，當然他們需要付出代價——無法享受正常的婚姻。
「週末夫妻族」讓不少人覺得心酸，而在中國，由於經濟發展不平衡，夫妻雙方多數是丈夫選擇到大城市謀生，留下妻子和孩子獨自生活。
在北京西單上班的王曉淩每天都會主動留下來加班，新來的同事都以為他是沒有成家的「工作狂」。而事實上，這位今年30歲、步入職場4年的「白領」已經結婚三年，且有一個一歲的女兒。只不過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千里之外的哈爾濱。
王曉淩說，到現在都沒能團聚的原因是，以他的8萬元年薪還不足以讓妻兒過上好日子。「
要讓妻子辭掉工作來北京，風險很大，而且北京房價、物價這麼高，兩人在一起肯定過得緊巴巴的。」王曉淩打算再拼幾年，衝上公司的中層，到年薪15萬元以上時再把她們接過來。
當然，「週末夫妻族」和「異地婚姻族」面臨的只是階段性困難，當家庭達到一定經濟實力時，他們便能夠在一起生活，而中老年人的問題則顯得更加特殊。
老家在浙江紹興縣城的尹愛華今年已經55歲，與丈夫育有兩個子女。她原以為退休後會有機會去實現自己年輕時的旅遊夢，然而5年來卻沒能出門旅遊一趟——前三年她在上海幫女兒帶外孫，後兩年她又跑到北京給兒子照顧孫女。
當下，一批中老年人為了照顧子女的下一代或者幫忙料理家務，而不得不離開他們熟悉的生活環境，離開與之相守大半輩子的老伴，「漂」在大城市過起異鄉生活。
儘管照看小孩有很多樂趣，但尹愛華在陌生的城市總覺得格格不入，除了沒有朋友、語言有障礙外，她常常陷入對老伴的想念和擔心中。「老伴老伴老來伴，沒想到老了還要分開。」尹愛華說，她擔心一直依賴她洗衣做飯的丈夫一人在家不會照顧自己。
尹愛華的子女並非不知道這些，只是面對現實的壓力，他們還是選擇暫時委屈下母親。「我不可能辭職當家庭主婦，也雇不起保姆，除了請媽媽來幫忙，沒有別的辦法。」女兒張青青說，她能做的就是下班後多陪陪老人，緩解思鄉之苦。
北京心靈智慧婚戀培訓機構首席情感教練趙永久認為，這些現象的出現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。大城市的高房價、高物價，以及工作壓力等，正對婚姻系統造成威脅。
「由於兩地分居，使得‘另類單身’一族心理和生理需求得不到滿足，所以離婚率比普通夫妻高很多。」趙永久說。
趙永久表示，兩地分居反映了當下一種社會現象，大多數人在情感和事業出現衝突時，都會以事業為重。「這沒什么不對，但是人們不應該忽視自己的情感需求，不能讓心靈層面有缺失，因為心靈層面的缺失也會反過來影響事業的發展。」
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婚姻家庭工作委員會常務理事嚴山則認為，這些分居現象帶有階段性，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，會逐漸減少。
「隨著經濟整體提升，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差距縮小，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完善，夫妻就不再需要通過分居來平衡婚姻與生存的關係。」嚴山說。
【2012-11-10 新華社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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