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說：「孔子作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。」微言大義在今世未必能起道德上的戒惕作用，但最高檢察署特偵組以「實質影響力」的法理論說起訴林益世，希望至少從刑事懲處的角度讓關說、收賄的民代有所「懼」。這也有待未來法院判決的檢驗。
就起訴書上描述的事實而論，林益世可謂淋漓盡致發揮了他的「政治影響力」，特別是轉爐石契約部分，讓中聯公司修改遴選資格審查表，讓不具資格的地勇公司起死回生，仍然得到了這筆生意。若只由結果而論，「實質影響力」確然存在，且是昭然若揭。
當然，法院根據「依法判決」的底線，很多要求確切證據的推論，恐怕還會進入一番攻防程序。譬如，起訴書是以「違背職務收賄罪」起訴林益世，即林益世以其立委身分，干涉中鋼及中聯這兩家高層人事仍由政府操控之公司的實質業務。以現實情況及法理推論而言，是否任何一位立委，均足以憑藉立委的這個「職務」，達到左右國營事業業務的目的？所有在任的立委，對於本身「職務」的範圍，恐怕都會各有一番說詞。
也所以，「實質影響力」的說法格外具有關鍵作用。林益世除了立委職務的權力之外，他在高雄代表的地方派系力量，以及政壇上累積的政治實力，乃至於當時他是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的身分，都使他更能強大的「實質影響力」。也因此，容易拘泥於「法條說」的法院，應深思「實質影響力」的說法；否則，若僅依「列舉說」，非得在法有明列的職務欄目中作文章，則本案的法律攻防將不知伊於胡底。
林益世案重傷馬政府的清廉形象，但如果因本案而使過去民代勢力介入國營事業的惡質情況現形，而法院判決若能採取同意「實質影響力」的說法，施予重刑，才能阻卻向來「國營事業成為民代小金庫」的惡例，也才有些塞翁失馬的作用。民代每每被指為濫用關說特權，卻總以「選民服務」 解釋，收賄也躲在「政治獻金」的掩護之下。如今看看他們的「實質影響力」，司法應畫下界限，以為戒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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