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同希臘電影代名詞的大師級導演安哲羅普洛斯(Theodoros Angelopoulos,1935-2012),在雅典學法律,到巴黎讀文學,卻一心想拍電影,擠進了法國高等電影學院(IDHEC)窄門,卻跟老師鬧翻而離開。導演生涯原本在1965年就要開始,計畫已久的處女作卻因製片理念不合始終未能完成。於是他的首部劇情長片《重構》(Reconstruction)直到1970年才問世。
好事多磨。不只是他繞了好大一圈的電影路,也包括我們對他的認識。當他在以《三六年的歲月》(Days of ‘36,1972)、《流浪藝人》(The Travelling Players,1975)、《獵人》(The Hunters,1977)三部曲崛起於柏林、坎城時,他對我們還是個全然的陌生人。不像今天,視與聽(Sight & Sound)雜誌選影史十大,許鞍華、關錦鵬、是枝裕和不約而同都選了《流浪藝人》。而「金馬」也是到了1984年才引進他1980已在威尼斯得獎的《亞歷山大大帝》(Alexander the Great)。
但遲到總比沒來好,況且當年台灣影展觀眾還真識貨,非但沒被他的長鏡頭嚇壞,反而愛得很。從此安哲羅普洛斯再也沒缺席過,《塞瑟島之旅》(Voyage to Cythera,1984)、《養蜂人》(The Beekeeper,1986)、《霧中風景》(Landscape in the Mist,1988)、《鸛鳥踟躕》(The Suspended Step of the Stork,1991),一部接一部叩關,隨著片量的累積,他在國際間的知名度也愈來愈高。
然後在1995年《尤里西斯生命之旅》(Ulysses’ Gaze)拿下坎城評審團大獎,金馬影展為他作了導演專題,安哲羅普洛斯也答應訪台。當年出茅廬不久的我,竟被委以主持片後座談,也不知哪來的膽子,真接下了。只是沒想到,他老先生沒搭原訂班機,到底是來還是不來,折騰了當年金馬員工一番,聽說還是老婆押上機,才前前後後在台灣待了四天,但戲院的片後座談只剩一場時間,就是我負責的那場。
也許是滿場觀眾的熱情感染了他,傳說不太好搞的大師,比電影熱得可快了,打開話匣子後,從當年的學校風波到希臘的歷史與現狀,知無不言,頭頭是道。面對偶像向來羞赧的我,能和大師握到手、這麼近地呼吸同一塊空氣,早已心滿意足,哪敢要什麼合照、簽名。還是好心人割愛了一張簽名海報給我,珍藏至今。
之後,他以《永遠的一天》(Eternity and a Day,1998)拿下一直失之交臂的坎城金棕櫚獎。只不過達成目標,下一部作品就讓我們等了六年,而且已是不同世紀。觀眾看電影的態度和方式變了,需要聚精會神仰望凝視的安哲羅普洛斯電影,無論是《希臘首部曲:悲傷草原》(The Weeping Meadow,2004)、《希臘二部曲:時光灰燼》(The Dust of Time,2009)在影展博得的目光與喝采,似乎都不如他八、九0年代風光。然而那匪夷所思卻充滿情感的長鏡頭,可是一點都沒打折扣!今年1月24日,當我們還浸淫在春節氣氛的時候,一條「安哲羅普洛斯車禍身亡」的快報,宣告再也等不到《希臘三部曲:另一片海》(The Other Sea)的完成。
正如馬丁史柯西斯所說,安哲羅普洛斯無疑是位電影大師,無論是《鸛鳥踟躕》的婚禮場景或者《霧中風景》安靜的強暴戲,甚至《流浪藝人》的每個鏡頭,都是超凡絕俗的場面調度。在這個濫稱經典與詩意的時代,簡直完美得諷刺!本屆金馬影展用九部電影來懷念他,選的正是他被片商引進前的所有作品。既是一場感傷的送行,也好似重新認識的儀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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